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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大融合:新媒体传播的机遇与挑战(二)

来源:安徽广播网编辑: 查看数0评论0


    国内学者,特别是业界代表所关注的议题和焦点,则集中在媒介融合的新常态、互联网思维、信息时代的技术思维、跨界发展与大数据等方面。

    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严文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今天新旧媒介的融合已经是个“新常态”,媒介融合不仅有市场需求、媒体行业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有着政府的期待等多种推动力,对此应理性对待、承认现实,并积极地把握这种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互联网思维是一个关键词。互联网思维带来受众导向,因为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自由、平等、开放、互动是关键。坚持“内容为王”并未过时,提高传媒的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提升新闻品质和注重内涵发展,才能更好地为受众服务。

    凤凰网技术总监王建新则更为深广地思考了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型。他认为,马克思曾说,消费者使用后才产生价值。所以,产品对应消费(应用),消费者对应用户,从工业时代走向信息时代时,应用和用户(appliance &Users)才是关键。以用户为中心是一种历史的大趋势。这种影响在三方面:产品或应用的形态的影响,表现为界面(interface)的重要性,因为界面抽象了最重要的信息,同时也是受众接触的第一实体;组织内部的影响,开始从“以编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编辑部地位下降,产品经理地位会上升。印刷等会成为负资产,不可模仿的信息资产、数据和头脑才是正资产;组织外部的影响,不再需要明显的集团式、组织化的联合,而是数据、大脑和网络的整合。

    澎湃新闻产品总监孙翔则从澎湃自身的发展,对上述专家的思考做了例证。他指出,作为2014 年下半年最具话题性的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发展之路可以概括为三条:首先是整体转型,先网后报,小组化动作,精耕垂直领域;其次是大力引入人才;第三是确立品牌,以专注时政与思想形成基本定位。


    本次论坛总计收到投稿论文超过200 篇,经过匿名评审最终获选89 篇,作者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社会性机构等。在获选论文中,王茜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角度审视大数据。她认为,大数据与新技术手段的出现给传播学研究者带来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也给传统的内容分析法带来新的挑战。基于算法分析的计算型内容分析法快速便捷且分析量大,然而会丢失很多媒介语境中深层的含义,也无法挖掘语言和文字中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内涵的微妙之处,因此大数据时代依然需要计算机与传统人工的内容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数据抓取技术与计算机编程辅助人工混合交叉进行内容分析。

    陈韵博的《劳工NGO 的微博赋权分析——以深圳“小小草”遭遇逼迁事件为例》,采用在线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通过分析他们在遭遇逼迁过程中的新媒体应用和结果,总结微博在事件中的作用和社会赋权的效果。研究发现,微博起到了直播事态发展、与传统媒体互动、利用“话题”功能进行深入探讨和社会动员等作用,同时在个体、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赋权。

    何梦祎在《新媒体语境下公共安全危机谣言的传播与控制——以新疆暴力恐怖事件为例》中认为,公共安全危机谣言的产生归结为信息流动的失衡,共分为三种:1. 不同传播系统间的信息流动失衡。有时候,大众传播系统在某种外力干预下出现集体“失语”,而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系统却突然“爆发”;2. 在地域上的信息流动失衡。对于同一公共安全事件,不同地区、国家可能在不同角度、立场上进行信息传播,这就造成了信息流动的失衡;3. 时间上的信息流动失衡。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信息传播的强度和信息量的大小可能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问题是个老话题,朱鸿军、农涛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成功融合的关键:传媒制度的现代化》提出了新观点,认为我国媒介融合难的根源在于落后的传媒制度,具体表现为:较多的保护政策使传统媒体缺乏与新媒体融合的现实紧迫性;改制的不彻底又使传统媒体难以成为新媒体竞争所需要的市场主体;与商业新媒体相比,外在“双重管理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又大大阻碍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实现传媒制度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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